我和郭丽英从郑州继续坐高铁到湖北武汉，看望住在武汉的二位难属和一位伤残者，酒店的地点位于难属李显远家和刘仁安、齐国香夫妇家不远，他们两家相隔只有一站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李显远和齐国香就到酒店找我们来了，两人见到我们倍感亲切地和我们交谈，经商议，决定上午我们和齐国香一起去李显远家，下午去齐国香家。
李显远的儿子李德志，遇难年龄25岁，北京邮电学院应用物理系88级硕士研究生，1989年6月4日凌晨在复兴门遇难，尸体从复兴医院领回。
李显远是湖北省邮电学校的老师，他的身体非常羸弱，瘦削的脸庞挂着病容，神情肃穆略带一些忧郁。我们见到他时，我内心里涌出一种心酸的感觉。在路上他告诉我们，他的妻子很早就因病过世了，是他一个人拉扯大三个儿子，想不到自己的大儿子刚要研究生毕业时，被戒严部队打死了，这让他非常痛苦。
我们的旅店离他的学校只有半站地的路程。走进学校大门，他的二儿子李德顺站在那里迎接我们，李显远向我们介绍了他的二儿子，告诉我们，他想让他二儿子和我们见面相互能够认识，因为“六四”事件不知道什么时间可以得到解决；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，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二儿子和他的二儿子联系。他的二儿子是在无线电系统工作，家也是住在学校里面，和他不是同一个楼，由于单位效益不好，目前失业在家，有时会在学校里替学校做一些零工。
走过学校的操场和教学楼，来到教职员工的宿舍区，这里的环境很安静，楼与楼之间都种有很多树，绿荫环绕。李显远家住在二楼，是一个小三居的格局，没有客厅。其中一间被主人作为客厅兼饭厅。家中陈设极其简单，客厅里只有一个用了很久的沙发和一张吃饭的桌子、几把凳子，对于一个家中无主妇的单身老人来说已经很够了。
我们请他坐到沙发上，向他说明我们的来意。“六四”大屠杀25周年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受北京难属委托到这里来看望难属生活状态，也想听听大家对发生在25年前的那场大屠杀迟迟得不到解决的真实想法。人命关天，国家采取不闻不问、不理不睬的态度，无视那场大屠杀死去了那么多人，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公民生命的冷漠，做为难属我们将怎么办？
“先从您孩子上学遇难情况开始吧！您的孩子李德志是哪个学校的？学的是什么专业？”
“他是北京邮电学院应用物理系专业硕士研究生。他在5月份受导师的委托代替他的导师去天津开一个全国性的光通讯会议，6月2日回到北京，随即就到实验室向导师汇报会议内容，他一直没有时间参加学潮。6月3日晚上，他骑着自行车离开学校，走到复兴门时，遭遇戒严部队向人群疯狂地扫射，他腹部中弹被市民送到医院，已经没有办法抢救了。”
“他被送到哪个医院？”
“送到复兴医院，听说是用的开花子弹，没有办法活。”
“您是几号知道他的消息的？”
“大概是过了两天，我们学校的校长找我，说是孩子的学校里有事要找我，让我去一趟并说他要去北京开会，让我和他一起去。当时，没有告诉我孩子被打死的真相，去了才知道那么惨，没有看到孩子的遗体。学校从医院把遗体取回后马上就火化了，学校告诉我说，因为天气太热了尸体无法保存。”
说明中写道：“李德志同学是我院应用物理系86级毕业生，在武汉邮电517厂工作两年后于1988年考取我院硕士研究生。该同学在大学四年和研究生学习期间，一贯学习勤奋、成绩优良，积极参加学校和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。遵纪守法、尊敬师长、团结同学、为人忠厚老实，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。
近二个月来，李德志同学一心放在课题工作上，几乎没有介入这次学潮，从五月初到天津参加CCD讲习班并采购器材，为论文工作做准备，直到五月底返回学院。
回院后，他积极从事论文工作，并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，直到六月三日上午。该生于六月三日下午七时左右，骑自行车外出，六月四日凌晨在复兴门一带不幸遇难身亡。
北京邮电学院，1989年6月17日”
“他的母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，她不知道她的孩子被打死的情况吧？”
“1984年，39岁就因病去世了，她去世时，他在大一。”
“您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真不容易，这件事一定对您打击很大。”
“因为我家庭经济困难，当年我只有三十多元钱的工资，他是我的大儿子，我只能供他一人上大学，他的两个弟弟都没有上大学。”
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瘦弱老人，一位老教师，他的命运真是坎坷啊。他的妻子未到中年就撒手人寰，在替妻子治病期间，花去了他们的不少积蓄，留下三个儿子需要他抚养，可以想见，当年他独自带着三个孩子，其生活的重担可想而知。他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大儿子身上，期待他毕业后能够帮助他分担一些负担，这种期待却被共产党的枪声湮没了。
“您是从什么时候决定参加六四难属签名的？”
“1995年吧，是魏京生的秘书小童找到我。她告诉我，北京的难属已经决定联名向国家讨回公道。”齐国香在旁边插言道。
“是的，是刘仁安、齐国香夫妇俩告诉我的，我才知道，难属们希望能够团结起来，向国家提出我们的诉求，解决六四大屠杀的事情。”
“我们难属二十五周年来艰苦努力地走到今天，是什么精神支持着您，是不是要为自己的孩子讨一个说法？”郭丽英问道
“那是肯定的，我的孩子完全是无辜的，他没有参加任何活动，他只是上街去看看，就遭到枪击。我要求现政府应该认真地把六四大屠杀这件事摆在议事日程上来，把真相说清楚，究竟这些学生为什么被打死。现在，就是打死一条狗还要追究责任呢，何况是一个人呢，那可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！我现在心情非常不好，经常失眠，如果睡着了就会做梦，做梦时经常能梦到我的儿子。我的身体也不好，年龄也七十多岁了”
“您今年多大岁数？”
“75岁了，我一身是病。我体重只有93斤，检查身体时，我患有糜烂性萎缩胃炎、多发性脑梗、脑萎缩等等一系列的病。”
“我们难属在25年中向国家提出我们的三项诉求，要求真相、问责、赔偿。您对这三项诉求有什么看法？”
“三项诉求我是非常支持的，我的想法是国家按照法律首先解决赔偿问题。因为他只是个学生又不是暴徒，按照法律应该赔偿！我的年龄大了，看病也看不起。其他的同时或者一步一步地认真调查搞清真相再进行解决。”
“这个屠杀是不人道的，毫无道理的！学生手无寸铁，他们纯粹是为了反腐、反官倒，这和政府现在提出的反腐要求是一致的。我认为当年学生的要求是合法的，将学运定为暴乱是扣的一个大帽子。希望政府不要拖下去，越早越好，尽快地把这件事合理、合法地解决。”
在我们采访即将结束时，李显远情绪激动地对我们说：“六四大屠杀二十五周年了，我的心里有很多话要说，这件事政府必须要给我们一个答复！不能让这件事石沉大海，不理不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希望政府能够面对我们这些失去孩子、亲人的难属群体，不要只是喊团结、和谐的口号，如果政府还不改变自己的形象，为所欲为，可以随便开枪杀人，杀了人又赖掉罪，老百姓还有什么安全感！还有谁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去读书！我就非常后悔，如果我的孩子不是到北京读书，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，不要让老百姓太失望了！”
这是一个老教师、一个老知识分子发自肺腑之言，孩子被无辜打死是他这一生最痛苦、最痛心的事情。他希望中国共产党、中国政府不要再对犯下的反人类罪继续沉默下去。请拿出诚意来，正视1989年6月4日发生在首都北京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，用沉默来逃责是行不通的。六四大屠杀这一场血案早已被钉在了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，这是抹杀不掉的血的事实。
（《中国人权双周刊》第129期 2014年4月18日—5月1日）
文章来源：丁子霖